说明白这个前提■■■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思考问题和做决策的出发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事情的真相和最底层的规律■■■而我们经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道德当成了决策的标准■■■或者说思考的依据■■■就是这件事符不符合道德的要求■■■不可否认■■■道德的概念之下■■■包含了很多底层的规律■■■我们做决策■■■绝对不能忽视道德的标准。
当然■■■这已经是解决了用情绪❤好恶等等因”我“而进行的决策■■■以及刚才说到的很多”直觉“式的反应。
如果一件事情决策的依据是道德■■■是思考的懒惰；而如果做一件事情■■■不合于道德■■■最终也必将走向失败。
思考问题■■■从本质出发■■■具体的执行或者说行动■■■需要用道德标准去检验。
话就说到这吧■■■能明白自然会明白。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为了实现目标■■■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家❤管理者■■■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在承担两个角色。
一个角色是：我们是机器的设计者■■■这台机器■■■就是我们通过各种方法■■■驱动我们执行具体任务❤实现目标的工具；另外一个角色■■■我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零件。
很多时候■■■我们沉浸于自己作为一个具体的零件的角色■■■而很少用机器设计者的视角来看问题。
如果我们■■■或者作为别的零件的员工■■■在具体的运转过程中■■■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从设计者的角度来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出的问题■■■如果是因为零件本身不合格■■■达不到使机器高效运转的目的■■■那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去找到一个更好的■■■更能满足需求的零件■■■而不是对那个具体的零件要求过高。
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问题■■■我们可能就不会再过度的纠结于一些偶然的或者是本身达不到要求的零件导致的问题■■■要做的是尽快换一个好零件■■■让机器能够高效运转起来。
即使不是什么领导■■■我们做绝大多数事情■■■也都需要与别人协作❤合作■■■我们的目的是把事情做好■■■而这个做好■■■不一定是自己把事情做好■■■而应该是充分发挥大家的优势■■■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完成目标■■■而不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目标。
努力和勤奋是我们的一种人生态度和状态■■■但是■■■正确的努力却是很多人都缺乏的一种能力。
已经92岁的海关大楼■■■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沧桑变迁■■■承载着一段从封闭落后走向开放繁荣的厚重记忆——70年前■■■曾放言“离开了我们■■■钟楼就要哑❤海关就要垮”的末任外籍总税务司李度可能不会想到■■■如今的上海已成为全球最繁忙的现代化口岸之一■■■而作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重镇■■■这里还将续写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传奇。
从历经屈辱的百年洋关■■■到如今走向成熟自信的智慧海关■■■一部上海海关的发展史■■■也正是上海乃至新中国从打开国门到走向富强的一个缩影。
一封穿越时光的人民来信在上海海关大楼档案室里■■■珍藏着一封41年前的信。
这是上海海关9名年轻关员以人民来信的方式■■■向党中央提出了“恢复关税征收❤改革海关体制”的呼吁■■■信的落款日期为“1978年1月5日”。
如今已78岁的上海海关原副关长顾振兴■■■是当年那9名关员之一。
他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此后的半年里■■■他们又陆续向中央寄出了两封信■■■持续呼吁恢复关税征收❤修订税则等。
“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中国海关的崭新历程。
不过■■■在9名关员寄出这封信之前■■■中国海关已停征关税13年。
”曾在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任司长多年的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坦言■■■虽然改革在当时已是社会共识■■■但写这封信还是承担着一定风险■■■也正是老一代海关人的责任和担当■■■让这封信显现出与众不同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外贸实行国家统一管理■■■海关隶属于外贸部■■■而全国的进出口业务也是由外贸部下属的各级专业进出口公司负责经营。
上世纪50年代后■■■我国对外贸易的重点转移至苏联和东欧■■■国家制定集中纳税办法■■■关税和代征税由各进出口公司代替海关计征■■■关税征收就成了多余环节。
从1967年7月起■■■海关停止征收进口关税■■■税款由外贸公司并入利润统一交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停征关税带来的弊端逐步显露。
“把税收当作利润■■■特别是用来抵补外贸亏损■■■掩盖了亏损的真实性■■■不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顾振兴回忆道■■■对于这封信会带来什么结果■■■当时心里并没有底■■■但他们还是在信中明确建议■■■恢复对外贸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修订海关税则。
来自基层一线的呼吁■■■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随后■■■一系列改革顶层设计在不同部门之间紧锣密鼓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