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卓人月比较说：“夫北曲之道■■■声止于三■■■出止于四■■■音必分阴阳■■■喉必用且末■■■他如棋子❤务头❤衬字❤打科❤乡谈❤但浑之类■■■其难百倍于南。
”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言：“南易制”❤“北难制”■■■正是反映明中叶杂剧与传奇创作的实际情况。
当然“南易制”❤“北难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关乎戏曲的体制以及用由情况■■■由于下文我们要专门论述杂剧与传奇的用曲对比■■■在这里我们重点比较杂剧与传奇的剧本体制特征对杂剧衰微与传奇兴盛的影响。
杂剧体制的最大特点便是一人主唱■■■全用北曲■■■分且本❤末本：结构上一本四折一棋子■■■体制相对封闭。
而传奇的体制则要松散的多■■■整本分出演出■■■出数可长至50出■■■也可短至十余出：上场人物均可唱■■■采用以南曲为主的南北曲合流的形式■■■体制比较开放。
这种体制上的一疏一密的差异■■■在元杂剧与宋元南戏的创作中便以及体现出来：作北曲者■■■如王❤马❤关❤郑辈■■■创法甚严。
终元之世■■■沿守惟谨■■■无敢逾越。
而作南曲者■■■如高女口施■■■平仄声韵■■■往往离错。
杂剧囚折棋子的体制■■■给杂剧的编撰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戏曲以歌舞演故事■■■故事性是重要的一个因素。
一般而言■■■剧本越长所包含的故事容量也就越大■■■在舞台表演上也容易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杂剧要以四折一棋子的容量包含一定的故事性■■■势必使得杂剧在叙事故事中要详略得当。
在许多的杂剧剧作中■■■许多情节都是通过剧中人物之口交代出来■■■而没有在剧情中展开■■■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窦娥的身世以及窦天章进京赶考等情节都是通过蔡婆之口说出来。
杂剧囚折一棋子的体制■■■不能适用于较复杂的故事情节■■■但是故事情节短的优势也很明显■■■情节短■■■可以一气呵成■■■自然演出时间短■■■这比较适合戏曲在民间流动演出的样式。
关于四折一棋子体制的弊端■■■前人也多有论述。
王国维批评元杂剧“关目之拙劣”■■■不可不谓是四折→棋子体制之影响。
杂剧囚折限制明显■■■故事情节还未完全展开就不得不收笔■■■故清人王季烈批评说“意者■■■此种剧本■■■皆当场走笔■■■随撰随演■■■取办俄顷■■■故至第四折■■■率多戛然而止■■■甚少精彩。
”贼晋书也谓“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孟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
”杂剧的这套体制■■■到明中叶时己经严重限制了杂剧的发展■■■新创之作大的刻意模仿前人■■■作品风貌千篇一律■■■毫无生气■■■面对明中叶喜好新奇的社会风气■■■杂剧自然也就没有了优势。
比起杂剧■■■传奇的规模与容量都要大■■■这是继承南戏发展的结果。
吕天成言：“杂剧北音■■■传奇南调■■■杂剧折惟囚■■■唱止一人■■■传奇折数多■■■唱必匀派。
杂剧但捕❤一事颠末■■■其境促■■■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
”传奇整本可长可短■■■这就给了作家一定的自由度■■■创造起来比较容易■■■故事情节长则出数多■■■故事情节短则出数少■■■没有杂剧第四折戛然而止之忧■■■故事可以娓娓道来■■■人物可以详细交代。
比起杂剧的单线结构■■■传奇往往是双线结构■■■而生旦排场更适合传奇生一出■■■旦一出的讲故事。
生且排场❤文武场❤长短出的搭配■■■使得传奇富于变化■■■这一切深的明中叶人的喜欢。
客观来说■■■杂剧的语言风格应该是雅俗兼备的■■■是适合舞台表演的“本色当行”。
并且■■■杂剧作品中也不缺乏“才华富赔”之作■■■比如《西厢记》。
但是相对于传奇的“婉转流丽”的语言■■■杂剧也只能称“朴实”■■■成了“俗”的代表了。
杂剧之“俗”更多是因为其曲与白的不统一■■■传奇之“雅”更多是因为其曲与白皆是出于文人：元人诸剧■■■为曲皆佳■■■而白则猥鄙但亵■■■不似文人口吻。
盖由当时皆教坊乐工先撰成间架说白■■■却命供奉词臣作曲■■■谓之“填词”。